充分释放教育红利 缓解人口红利流失

11月10日，华领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陈力博士（右二）在上海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的药学研究实验室，与实验室科研人员交流。新华社发图1：2013年~2018年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单位：万人）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图2：2010年—2018年我国农民工数量和增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编者按“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党和国家历来重视人才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此作出重要论述。在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今天，人才的作用更加凸显。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文化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实现“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目标，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强化人才培养与使用至关重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方针，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造就更多国际一流的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青年科技人才后备军”。《智库》版特组织两篇研究报告，从不同角度对当前及“十四五”时期的教育发展、人才培养作出深入分析、提供切实建议。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成本竞争优势逐步丧失，经济增长源泉将从过去依靠劳动力充分供给转向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强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实现高质量、高效率、可持续的发展，主要途径是加快技术进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需要以高质量劳动力为基础，以高质量教育体系做保障。回顾发展之路，我国一度实施成本领先竞争战略，主要依靠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参与科技含量较低的国际产品和服务市场竞争。近年来，多重因素导致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成本提高。首先，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和占总人口比重不断下降（见图1），参照“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特征，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不具有可持续性。其次，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完成向城市转移。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步入尾声，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的农民工总量虽继续增加，但增速回落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8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88亿人，增速由2010年的5.4%回落到0.6%。其中，进城农民工1.35亿人，比2017年减少204万人，下降1.5%（见图2）。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农村剩余劳动力下降，会带来劳动力供给相对短缺等问题，劳动力工资水平随之上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工资水平大幅上涨。目前，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经济下行压力增加，人口红利的可持续性引起了广泛争论。人口红利本质上是劳动力成本优势，是工资水平与劳动生产率差距之间的比较优势。过去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较慢的工资增速和较快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之间的差异，带来了劳动成本低的竞争优势。数据显示，1997年以前我国制造业工资水平增长缓慢，实际工资年均增长5%左右，同期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约3%。从1997年开始，制造业工资水平加速增长，实际工资年均增长高达10%，而劳动生产率缓慢增长，仅为3%。工资水平增速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速，表明我国在传统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方面相对优势逐渐减弱。我国在传统制造和服务领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步丧失，而越南、菲律宾、印度等国际市场劳动力成本更低廉，更容易实施成本领先战略。比较中国、越南、菲律宾、印度和印尼等国家的相对劳动力成本可知，中国的相对劳动力成本高于越南等国家。随着相对劳动力成本增加，我国过去依靠劳动力充分供给获得的经济增长，将转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其主要途径是加快技术进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需要高质量的劳动力为基础。劳动力人口受教育程度提升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劳动力人口受教育程度不仅决定了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还影响了国家的技术追赶和技术扩散速度，其增加能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同时，教育水平的提升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源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意味着劳动者具有更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有研究表明，在制造业，职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劳动生产率上升17%。如果企业职工全部由初中以下学历构成改善为全员高中学历，劳动生产率将上升24%。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长期以初中以下为主。从2010年到2017年，从业人员中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比重增加，劳动生产率也逐步提高。改革开放后，我国教育水平大幅提高，义务教育普及，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迅速。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数据，我国教育水平稳步提升，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中拥有高中以上学历比重从2013年的37.8%增加到2019年的44.5%，16～34岁青年人中该比例从2013年的56.0%上升到64.8%。青年人口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高质量的劳动力储备，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随着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在低端产品和服务市场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竞争，在技术复杂的产品和服务领域与发达经济体竞争。在低端产品和服务市场，我国已不具备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但在具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新型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我国在工资水平与劳动生产率方面的比较优势依然明显。我国科技水平尽管整体上仍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在越来越多领域已开始跻身世界领先行列。同时，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培养了大量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劳动者，这会促进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升。数据表明，25～34岁青年人中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比重从2010年的17.9%上升到2019年的36.5%，这使得我国跨越发达经济体，开发新技术、创新新产品、引领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从15～64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看，2019年我国为9.7年，而世界发达国家这一指标普遍为10—12年。从25～34岁青年人拥有高等教育学历比重来看，2019年我国为36.5%，而韩国是69.6%，日本是61.8%，美国为49.4%，说明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此外，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在区域和城乡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2019年我国东部地区有41.6%的25～34岁青年人有高等教育学历，中部为36.7%，西部仅为32.2%。从城乡来看，2017年城镇地区18周岁人口中拥有普通高中学历（不含职业高中）的比重为78.3%，而农村为54.2%。这些差异制约了我国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时也蕴含着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潜力。首先，加大农村地区教育经费支出。缩小区域和城乡之间的教育差异，是整体提高我国人力资本的关键。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2018年农村普通小学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支出为2545.5元，低于全国2794.6元的水平；农村普通初中为3460.8元，也低于全国3907.8元的水平。农村教育经费投入不仅绝对水平低，增长率也低于全国水平。2018年农村普通小学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支出增长率为1.99%，全国为2.29%；农村普通初中为1.59%，全国为3.04%。政府应在继续加大教育经费投入的同时，增加农村地区尤其是落后地区的教育经费支出。其次，在教育落后地区推广实施“青少年教育促进计划”。对达到某一学习目标的学生或教师提供奖励，引导家长、学生和教师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将有限的资金用于提升青少年受教育程度。此举有助于增加社会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技术进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于2015年7月在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采用田野实验，开展首轮“青少年教育促进计划”项目，该项目实施后，学生和家长对学习的投入有所增加，学生学习成绩有较大进步。最后，为促进全民终身学习提供保障和途径。考虑到智能手机的普及，再教育资源的提供可以通过“学习强国”“知乎”等App进行推送。有专业知识需求的就业者还可以通过付费方式获得在线教育资源。这有利于发挥在线教育优势，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作者：秦芳、欧阳俊系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研究员，甘犁系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转自：光明日报 原文链接：//shuzhiren.com/post/1389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