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杰：五学九维一情怀——试论廖彬宇先生的诗教思想

：著名青年文化学者廖彬宇新出版的古体诗集——《中天而立集》，引发社会关注。究其原因有三，皆是“前所未有”：其一，该诗集前所未有地开创了诗书画合辑出版的形式。据悉，该诗集共近200首诗，由近百位中国画名家分别将彬宇先生近200首诗绘制为高质量、高艺术价值的诗意图结集出版，此种形式史上未有，古代未有或因系木刻雕版印刷的形式所限，不能复制画作使其广泛传播；近现代未有，则或因时局动荡，且绘制诗意图参与者众、工程浩大，使得作者有心无力，或有力无心。《中天而立集》能齐聚大量优秀画家绘制诗意图，唯在新时代可行。其二，廖彬宇论诗，前所未有且系统地讲清楚了诗教为何伟大，诗教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及实用价值，对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极重要的一种方式方法，为传统文化进校园找落地抓手提供了好的建议。其三，廖彬宇前所未有地阐释清楚了格律诗的产生规律，令格律诗的写作格式，从原有的知其然到了如今的又知其所以然，使格律诗的格式简单易记，便于理解。廖彬宇治国学，始终秉承着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精神，其著作中每一个理念的提出，都有独到性思考和体系性建构的双重特点。本报特刊发著名文化学者、著名诗词评论家、中央党校教授王杰的评析推介文章以飨读者。彬宇兄《中天而立集》出版，我很受触动。于是花一些时间阅读了诗稿，写下了这些文字。据彬宇回忆，他生命中所接触到的第一本课外书是《唐诗三百首》。在读诗、背诗的过程中，他逐渐爱上了作诗。从写顺口溜、打油诗，到写古风诗、格律诗，从“形式为诗”到“形式与内容皆诗”这不断的变化提升过程，也正是彬宇思想境界、情怀格局、器识学养的综合提升过程。他说，为了把诗写好，曾拼命的读书、读经典、读历史，掌握词汇量，博览群书，再将所思所学变而为诗，就完成了一次创造，既是创造性转化，也有创新性发展。把所学化为所思，将所思纳入所学，进而融入血脉精神，进行人格塑造、格局拓展、智慧发掘，这便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根本价值所在。孔子曾说过，“不学诗，无以言”。作为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将诗作为一种教育方法、教育手段，故名“诗教”。彬宇勤于思考，善于总结，首次提出了“诗教”这一伟大教育方法中蕴含的功能，同时也是让人通往大成之道的大道，并将之概括为“五学九维一情怀”。其中，“五学”指的是诗中包含的哲学、文学、美学、史学、音韵音乐学，“九维”指的是逻辑思维、灵感思维、类比思维、跳跃思维、形象思维、辩证思维、发散思维、战略（统摄）思维、圆融思维等九维，“一情怀”即诗中包含着悲天悯人的大担当、大格局、大情怀。同时，他写了一段简要说明，我转录于此：汉诗中包含着内圣外王之道与经世致用之学，故中华民族历史上，举凡圣贤豪杰、帝王将相，无一不是大诗人。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嗣后之刘邦刘秀、曹操诸葛，宋代大儒，甚者唐代更以诗之国度而为中华民族之盛世王朝。明清以降，朱元璋父子，刘伯温、王阳明、王船山皆诗家大宗，清之康雍乾，更是宝爱汉诗，清以后孙中山、毛泽东、马一浮等，皆以诗而名世、用世。诗之时用大矣哉！中华文化重在内圣修养，己达而后达人。古琴与古诗，均是尤其注重自心，关乎自在表达。所以古琴与古诗，皆是中华文化内里精神的载体，看似是无用的自娱自乐，其实正是自我修养与自我升华的自得其乐。能会得琴音诗意者，可为知己知音。这便是“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中华文化是为己之学，不是为人之学。为己之学，则恬淡冲和、谦虚中庸，光而不耀、方而不割，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方无隅、大器晚成；为人之学，则自矜自伐，自赞毁他，哗众取宠，争胜逞强。现代人不明此理，不知诗之大义，以争胜逞强之心论诗，乃谓唐以后无诗，非也。持此论，则无人作诗、望而却步，诗必衰也。诗有境界高下、意趣雅俗之别，而绝无今不如昔、厚古薄今之谓。会得此理，则唐固有李杜，今亦有李杜，亦有或李杜所不能及者。因而，作诗不是为了与人争，也不是为了与古人比，而是自娱自乐、自我升华，这是最为重要之处。彬宇兄所言可谓一语中的，指出了今人不写诗的症结所在——望而却步。很多人嘲笑乾隆，说乾隆一生写诗四万余首，以一己之力写出了全唐诗的数量，但大多是庸俗难传之作。而彬宇却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诗是为己之学，乾隆作诗数量多，说明他为诗痴狂、好学多思，不能以此极尽嘲讽。而能否传世，则是综合因素所决定，不能一概而论。同时，那些嘲讽者，往往还远不如乾隆之才情。彬宇还将“五学九维一情怀”的理念详细做了介绍，我认为极具价值，为前人所未谈，故整理、评析如下。彬宇兄认为，写诗首先考教人的哲学修养，因而写诗能提升人的哲学修养。写诗首重立意，好诗往往源自寻常，而非同寻常。立意高，其格调便高，就能小中见大，在平常处见非常理。立意不高，无论用再多的华丽词藻堆砌，都是或隔靴搔痒、或华而不实、或矫揉造作、或无病呻吟。以彬宇孩童时代的《咏雪》绝句为例：下雪，是再寻常不过的场景，但诗人却托物言志，把寻常的雪景，变成了诗人的精神、气节、情操、抱负的模拟。这便显露出了哲思。诗由文字组成，但诗又超越文字本身。“望文生义、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乃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极高境界。而诗，重在意象，所谓诗意，便是蕴含着这种哲学境界。中华文化中最高的形态用“天”来代表，而天便是自然规律的总称。规律在传统中也叫做“道”，所以诗贵天真、天然、天和、天趣，还要能承载天道，这便是“文以载道”、诗曰无邪。诗的内容考教哲学修养，诗的形式也同样富有哲学的内涵。彬宇认为，尤其是格律诗，其形式就蕴藏着辩证法所探讨的“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哲学观。波浪式前进即否定之否定规律，指出事物发展的一般趋向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因此事物最后显出原来肯定的东西的某些特征，也就是在新的基础上重复原来肯定的东西。大家都知道，格律诗讲究平仄规律，平声字代表平淡、平和，属阴；仄声字代表高亢、阳刚、力量，属阳。平仄的变换产生了抑扬顿挫，格律诗中，平平后面一定是仄仄，仄仄后面一定是平平，如同波浪的起伏，不断向前推进，诗所表达的含义也如同波浪的层层推动，不断递进，推向高潮。比如，格律诗的第一组句模式完成，第二组句上半句承接第一组句下半句的前半小句的韵，开启第二组句，继续推进，从句式看也是波浪式前进的形式，如此层层推进，格律诗到最后收官，推到高潮时戛然而止，让人产生余音绕梁、意犹未尽之感。这便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哲学形态。格律诗难写，也在于此，寥寥几句，其所表达的内涵胜过千言万语，这训练的是要言不繁、大道至简的哲学智慧。诗，无论是婉约的，抑或是豪放的，都有背后对生命的感悟，从生活中感悟生命，寻得生机。既是诗意，也有禅意。诗意和禅意，都是心领神会，都是妙不可言，也都是不可思议。写诗，会让人不自觉爱上思考、感悟，不自觉去饱读经典、皓首穷经，并把哲理融入诗中，自觉地完成自我的升华。文以载道，道以弘文。琴棋书画，琴因无形无相，意蕴悠长，得太古奥义，为六艺之首；诗词歌赋，诗因其内容得意忘象，既大道至简又包罗万象；又因其形式神妙，文字精绝，音韵优美，为文学之最。诗的文字，为雅言，也为古雅之言。古，谓其传承有自，底蕴深厚，可供考释训诂，一字而含多义，故能灵活运用；雅，即文雅不俗。所谓文言，即“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省称。诗是文言之基，也是文言之极。能写好诗，便能写好文言文；能写文言文，未必能写好诗。尤其白话文盛行的今天，寥寥数语的古诗句，一发挥开来便能成洋洋洒洒几千几万言甚至几十万言的散文、杂文、论文、叙事文（小说）……彬宇说，文言是一个独立的关于文字的系统，只要懂得这个系统，可以打破一切空间时间的障碍，几千年前的东西，几千年甚至几万年后都还能看懂它所表达的含义。但是白话文、方言、俚语就不同了，十里八乡的方言，过两个地方就听不懂了，这是空间的障碍，更别说流传千古，这个时间的障碍更大。加上时过境迁，时代在变，历史在变，语境在变，话语权在变，语言文字会变得不确定性。汉语是象形文字，表音表义，彬宇在《平心平天下》一书中对文字有过精彩的论述，我在这里不多谈，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看。我们看《四书》《五经》《道德经》《史记》等典籍，基本能看懂，汉字的生命力之强世所罕有、可见一斑。而汉诗呢？不言而喻，更是文言中的文言，包含着文学中所有的修辞手法，如比喻、排比、设问、对偶、反问、借代、夸张、拟人、反复、引用、对比、双关、比拟、反语、顶针、回环、互文、通感、拈连、白描、联想、叠字复叠、重叠、迭音、象征、变用、衬垫、避复、寄寓（寄托）、谐音、倒文等。把诗写好，文学水平自然就上去了。当然，写诗的过程，也是提升文学修养的过程。尤其格律诗，对文字的限制很大，同一个意思，可以有多种文字表达，不同文字又有多种含义。选中的文字、词汇，在准确表达思想的同时，还必须要严格符合格律诗的平仄规范、用韵规范。所以格律诗被称为“戴着脚镣手铐跳舞”。能写好格律诗，这是一种本事，训练驾驭文字的能力。这种本事，有赖于博览群书、博闻强记，还要学富五车，方能掌握海量词汇，左右逢源，真正驾驭。试看彬宇2008年在襄阳古隆中所写的回文律诗：这首诗，可以正读，可以倒读。正读是一种意思，倒读又是一种意思。且不论正读倒读，都严格符合格律诗规范。无怪乎彬宇写文章信手拈来，下笔千言，不到而立之年便有数百万言的论著行世。彬宇说，诗是文字游戏，一旦学写诗，就会爱上诗。试问，又有谁不爱玩游戏呢？人生，也是一场游戏，所谓游戏人生，很多人沉迷其中，不能自拔。然而，唯有诗的游戏，让我们一开始游戏其中，最后却让人出乎其外，站高立远，超凡脱俗，成就伟大。彬宇说，美学是关于美的认知、审视与判断。美学的宗旨是构建美好，运用美学来实现美好。中国哲学讲天地人三才之道，西方哲学就讲本体、现象和作用。这两者其实是一致的。天道无形无相，却又是规律的代表，对应本体；地道有形有象有质，展现出了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形态形象，对应现象；天地之道默默无言，但万物从中化生，所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精神为无私，人戴天履地而生，具备天地的基因、天地的格局、天地的精神。天地的精神为“无私”，所以人的行为也应“无私”。无私即将至善，至善便将至美，所以叫至善至美。天的本体是真，天的德行是善，天的形象是美。中国哲学认为，合于天道者真，行于天道者善，彰显天道者美。所以美学首先是合乎道义，然后是弘扬道义。对美及美好事物、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渴望永无止境，于是产生了美学。《易》云：“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表明其实写诗本身也是一种修行。《庄子·渔父》云：“不精不诚，不能动人”，表明诗贵在真诚，不诚无物。心不静，诗也出不来。所以写诗去燥气，得静气。如果说哲学是诗的道行，那么美学就是诗的德行。写诗，可以修炼道行和德行。懂得了合乎道义，就懂得了美；懂得了弘扬道义，就懂得了美学，就懂得了安身立命、为人处事之道。温柔敦厚是一种美，彬彬有礼是一种美，温文尔雅是一种美，冲虚谦和是一种美，中正有节是一种美，豪情万丈是一种美，无私奉献是一种美，“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是一种美，视死如归同样是一种美……美的背后，是道义，也是德行。所以叫做“美德”。《老子》云：“道者万物之奥也，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这句话的含义，就是道义是一切美的根本。心怀道义，那么言论就会美好，受人尊敬；心怀道义，那么行为就会美好，可以影响世人。有智慧的人视道义为宝，缺乏智慧的人更要合乎道义，这样才能保护好自己。因而，美学是哲学的外衣，哲学是美学的灵魂。彬宇又以乾隆诗为例，谈到了他对乾隆诗的看法。他说，乾隆诗中蕴含着醇正典雅、温柔敦厚的文学观。具体而言，乾隆的“醇雅”文学观主要体现在其“言之有物、抒情言志”的诗学观、“醇正典雅，有裨时运”的古文观及“温柔敦厚，经世致用”的文学价值观。乾隆自小便受到康熙“尊崇理学、崇尚雅正”、雍正“尚为时用、清真雅正”思想的影响，更有朱轼、蔡世远、福敏、徐元梦等理学名师的教导，由此奠定了乾隆“醇雅”思想的基础，故而乾隆文学观中自然出现了“载道”与“根柢经训”的思想。在内容上，他要求诗歌能体现写实性原则，并对“史”有所反映。他认为写实是对朝廷日常生活的记载，“史”应为其日常生活与治理国家之史。在情感上，他认为诗歌是“言为心声、情志相通”的。情感因素是诗歌创作的基础，此“情”不仅仅为一己之哀乐，还包含了修身立性的情感特性与慈惠爱民的情志相通。至于诗歌之功用，乾隆继承了传统的诗教观，秉持“诗以载道，教化世心”的理念。在他看来，“道”含义甚广，主要包含有“以史鉴今的为政之道”“社会伦理之道”以及“治学、生活之道。”乾隆在对待唐宋诗作上，保持了相对通达的态度，下令敕修了《御选唐宋诗醇》，在对诗文的品评上，乾隆坚持“温婉平和”的原则，肯定及继承了康熙所提倡的“庄敬深婉，出入风雅”，倡导雅正温柔之言，认为离经叛道是古诗文写作之异端，而“熔经铸史”才是典范。他通过《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对词进行了品评与指导，即“典丽归正，崇雅黜浮”。他认为，词起源于诗歌，是诗歌之变体，故其创作应当继承风雅精神，“得乐府之遗”。以此为旨归，他批判了背离风雅、内容俚俗之词，大力提倡深有寄托、符合风雅之词。对于词的风格，他认为大致可分为：“雅”“清婉”“高秀”“慷慨”与“纤秾”等五类。根植传统文化大中至正的精神，乾隆对小说与戏曲实施了严厉的“祛俗存雅，寓教于乐”的禁毁原则。所谓“祛俗存雅”是针对作品内容而言，乾隆认为戏曲与诗词同源，故应恪守风雅之则。所谓“寓教于乐”则是相对于作品的删改而言，即以作品是否有益治道为标准，以达到济世安民之功效。按这样去看，彬宇得出一个结论，美学中包含着价值观，包含着艺术性。凡是违背道义的、违背良知的、违背人性的、违背常理的，都是丑，而糟践良知、扭曲人格、误导人性、颠覆伦理的，都是恶。诗的语言是雅言，是文雅高雅的文字语言，写诗的人，不敢说个个都口吐芝兰、口吐金玉，至少也不会口吐狂言、出言不逊、污言秽语、出口成脏。这便是诗；让你优雅做人，还修炼口德，还能于寻常中发现不同寻常，这便是诗的美；把这种美带到生活中，这便是“诗意的栖居”。佛家把人类世界称为“娑婆世界”，意为堪忍。因为这个世界很苦，有各种各样的苦，形形色色的苦，归结起来是“八苦”，我们活在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恨、五阴炽盛的煎熬中，苦不堪言，只能承受着。世俗就是这个样子：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我们每天都生活在世俗中，所以诗不需要再世俗，甚至所有的美好都不需要再世俗。诗代表着美好，也包含了艺术。艺术源于世俗，高于世俗；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中国传统的诗和画，都要免俗、脱俗，这两者相合，则不俗。生活是柴米油盐，而诗不必柴米油盐；生活中都是横流的物欲和对色相的执着，而诗则追求精神气质，对空灵空性的明悟。这便是诗与画的共通处：高古、高雅。唯有高雅的追求，才能高尚、才能高贵。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没有高雅的追求，自然堕入低级的趣味。诗的一切都是美，平仄是美的基石，韵律是美的形式，内容是美的宣言。用美好的文字、美好的形式，来表达和憧憬所有的美好，这便是诗。诗，让我们的趣味变得高雅，人格变得高尚，品质变得高贵。所以写诗的人爱美，也优美。可以是君子雅正之美；也可以是如淑女般温婉之美，还可以是大丈夫般雄豪之美。写诗的人，会不自觉地亲近自然，远离造作；亲近美好，远离丑恶；安于恬淡，远离喧嚣；安之若素远离虚荣；波澜不惊，远离浮躁······“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写诗的人，愈发空旷、空性、空灵。对于写诗的人而言，生活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写诗，就会开启这对能够发现美的眼睛。诗重用典，考察一个人的史学积淀。能用典、善用典，则丰富了诗的内涵，体现了诗人对于历史典故的掌握与把控。诗是圣人之教，圣人之学，故而诗含蓄古雅，温柔敦厚，看破不说破，看透不说透，点到为止，艺术性表达，此为诗之德，也是人之德。诗之韵律注重婉转，诗之意境也注重婉转。这个婉转，便是“螺旋式上升”。汉诗，充满了这种睿智。彬宇说这在易学上是“用晦而明”的智慧。他认为，写诗，会让人不自觉地去多读历史、研究历史、运用历史。何谓运用历史？当下发生的一件小事，在诗人看来，或许就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一件类似的事件，把这两者关联起来，其实就是在活学活用。善于用历史来分析问题，也善于从问题中去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智慧。诗重韵律。韵是音韵，律是律动。诗是音乐性的语言。可以说远在文字产生以前，也就产生了诗。远古人类在休息的时候，吟诗便是他们的一种娱乐，就像今天的唱歌一样。节奏是诗的要素，最原始的诗就是具有节奏的。当然，由于时代的不同和民族的不同，诗的节奏也多种多样。而但凡是节奏，就有一种回环之美，即旋律美，这便是诗的艺术形式，首先表现在旋律美上。上古帝尧时代有老人击壤而歌，《书经》云：“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大意是说诗是歌唱的，而此种歌唱又是配合着音乐的，乐谱里的声音高低需要依照歌词的原音的高低。既然是依词定谱，这便要求原诗有整齐匀称的节奏。当然，我们今日要想详细知道几千年以前的诗的节奏是困难的，但上古时代诗从一开始就有了相当整齐的节奏。而韵脚是汉诗的另一要素。可以说，从汉代到“五四”运动以前，汉诗几乎没有无韵者。《诗经》的《国风》《小雅》《大雅》也都有韵，唯《周颂》里有几章不用韵，也可认为此乃上古之自由诗。正是由于上古自由诗少有，从战国时代到“五四”时代又没有自由诗，可见传统诗及格律诗便是中国汉诗之传统。彬宇说，汉诗的音韵格律其实为传统戏曲之基，传统戏曲几乎都在运用诗词吟唱之法，普遍遵循“平长仄短”的吟唱原则。古诗吟唱抑扬顿挫，起承转合，结合平仄关系及内容意境为基础来进行自由发挥的吟唱，则很得音乐之乐。所以汉诗蕴藏着诗意之美与音乐之乐。诗是艺术的至高体现与表达，因而写诗不难，能写出好诗则尤难。真正的大诗人都是大音乐人，诗人每写一首诗，都是一首歌，既是词作者，又是曲作者。但一般词作者和曲作者，却往往不能互融互通。所以说，学写诗能陶情冶性，通过吟咏诗而化烦恼为菩提，最终转凡成圣。彬宇说，写诗贵一气呵成。很多人认为一气呵成是一口气从第一句写完最后一句。其实这是误解。这个“一气呵成”，不是说时间上的短暂，才呵一口气的时间，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气韵流动，气脉贯通。中华文化讲究“气”，所谓生生不息之气，浩然正气，大气磅礴，气象万千都是对气的形和质和量的形容。气不能受阻、不能中断，如同中医的经络学说，一旦气脉受阻就会病变，这一口气若是断了，便会死亡。所以围棋的原理也是为了争气，还要争大气，大到气吞万里，这就有了压倒性的赢面。一旦气绝，就会输子。诗的表达都很跳跃，但这跳跃的背后始终有逻辑相串联，没有逻辑的跳跃，就是一盘散沙。逻辑的连贯，就让诗变得形散而神聚，看似散漫，其实都共同指向一个中心思想。那么各种跳跃的句子，就都是这个中心思想的铺陈与阵势了。因此，诗训练人的逻辑思维。这个逻辑是藏在跳跃背后的，既要保证跳跃性，又要保证逻辑性，这就不是一般的线性逻辑了，而是包含了线性逻辑又超越线性逻辑的多维逻辑。在逻辑思维下任君跳跃，在天马行空中依从逻辑。跳得越高越远，诗的气魄就越大，但又因有逻辑思维的串联，每一个跳跃都是活蹦乱跳，生机勃发，不然就是东跳西跳、跳崖身亡，跳得越高死得越惨。也因此，诗的一气呵成，是语意的连贯，一首诗，写几天，写几个月，也不为过，譬如“一字吟得双泪流”“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灵感思维又名顿悟思维。禅宗常有参禅而顿悟的案例。写诗其实便是时常在参悟状态中，因为时刻在参悟，所以思维异常敏感，一有风吹草动，都易产生福至心灵之感。所以写诗需要灵感。在参禅状态下，灵感思维最为活跃。写诗，就会让我们长期处于参禅状态，灵感大增。写诗的过程往往是：触动、感动、激动。所以诗的情感表达也是让人感到共鸣的触动，让人感到情感的感动，还能让人因诗的激励而激动。我读彬宇的很多诗，大气磅礴，可以感觉到身上升起一股股浩然之气，很鼓舞人、振奋精神，这当中就是从触动、到感动、再到激动的进化过程。类比思维是《周易》取类比象思维，将多种相似的事物关联起来，归结为一类，能迅速帮助我们概括事物现象。在很多灯谜诗中时常见到类比思维的运用。英国的培根有一句名言：“类比联想支配发明”。他把类比思维和联想紧密相联，只有有了联想才能有类比思维，不论是寻找创造目标，还是寻找解决的办法都离不开联想的作用。如彬宇在《赠李旭升大夫五律》中就运用了类比思维，第一句“木子九阳生”，木子代表草药，九阳代表纯阳之气，用中草药生发阳气，这是字面意，但这句话其实又是李旭升的名字，木子为李，九阳为旭，生通假升，这就是类比关联的思维，把中草药生发阳气和中医大夫的名字相关联起来，就显得很奇妙有趣。再如彬宇《四观经世自胜吟七律》一诗，其中有“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古来自胜皆强者，功不唐捐上九重。”人登临绝顶时，以为再无山可登，其实错了。诗人告诉读者，山登到绝顶处，别忘了人自己还是一座山，要在自己这座山上不断攀爬，不断超越自我，这首诗就是把人和山相类比关联起来了。朱熹有名句：“日月两轮天地眼，诗书万卷圣贤心”，日月和人的眼睛就是类比思维，一下放大了人的格局，人的眼，就应该像天上的日月一般俯瞰众生，洞悉一切。诗，尤其是古风，天马行空，具有很强的跳跃性。跳跃思维，能活跃思维，能灵活看待问题，使人不拘泥、不刻板，纵横十万里、上下五千年，跨越时间、空间的局限。如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首联中，上一句写“一封朝奏”，下一句就写“夕贬潮州”，十分跳跃，但细一看，却是因果关系，把夕贬和朝奏对应起来了，形成了鲜明强烈的对比，表达了“旦夕祸福”这一哲学命题；颈联中，上一句写“云横秦岭家何在”，下一句写“雪拥蓝关马不前”，貌似风马牛不相及，却把诗人内心的迷惘、委屈表达得淋漓尽致。汉字是表音表象的文字。在诗中，由于诗人善于组合性表达，诗的文字就能产生相应的画面感。一个山字，画面感不强，但一个“青山”，就开始产生了青山的一个画面。看马致远的名句：“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一幅孤身走天涯的画卷就非常清晰地展开在了读者的脑海中，甚至背后那种孤寂、那种悲凉感油然而生。这种悲凉感、孤寂感，便是诗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幅空旷的沙漠上升起了一道浓烟，天际还有一轮落日洒着余晖。诗训练人的形象思维，把抽象的东西形象化，由此产生了诗意画。也就是画家根据诗把画面用画图的形式表现出来，能产生画面感的诗说明气韵生动，具有诗情画意。诗的形式本身就具有辩证特点，平仄的关系就是阴阳对立统一的关系。尤其格律诗，从形式和内容都具有辩证性。写格律诗特别训练人的辩证思维。彬宇曾说，他只用五分钟便能使人记住格律诗的格式。这很令人感到惊奇。彬宇说，他原本也不懂诗，念初中时语文老师说他不懂格律诗，所以教不了大家格律诗，他只告诉大家格律诗有颔联和颈联。彬宇就琢磨，诗源于易，就必然有阴阳辩证的思想。然后就把唐诗中的格律诗找出来研究里面的规律，由于他有易学基础，一下就豁然开朗，他发现古诗都是两两为一组词，两两成一组句，《易传》云：“两两相重，非覆即变”，这是易学的卦变理论，运用到了诗中来。那么格律诗呢？《易传》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格律诗有八句，就代表八卦，代表上下左右，四面八方。八卦是八句，分为四组，四组句就是四象。太阴太阳、少阴少阳。格律诗分四组句，不就是四世同堂吗？每一组句代表一代人，那么第一组句就是曾祖父，第二组句就是祖父，第三组句就是父亲，第四组句就是自己这一代，由此代代传承，兴家旺族，以道德传世、诗书传家的寓意。《易经》讲：“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格律诗的形式也可以按男女夫妇以及父子来看待。每一组句都是一对夫妇，而下一组句就是上一组句的孩子。如果曾祖父结婚，曾祖母的生理结构一定是跟曾祖父相对的，而祖父是由曾祖母所生，所以具备曾祖母一半以上的基因，所以在下一组句的上半句就是上一组句的下半句，若是五律，就从第三字变，若是七律，就从第五字变。《易传》云：“叁伍以变，错综其数。”仄为阳，平为阴，所以上句为男，下句为女，绝不能变。犹如男女生理结构，一变则基因突变，男不男女不女。譬如第一组句是曾祖父，为平平仄仄平平仄，曾祖母就要完全与之相对，为仄仄平平仄仄平。这便是对立统一。第二组句上半句是祖父，祖父由曾祖母所生，前半段就是曾祖母的基因，后半段是祖父的基因，从第五字开始变，那就是仄仄平平平仄仄，祖母跟祖父是对立统一的，所以根据祖父的句式，就得出了祖母的句式，即：平平仄仄仄平平。父亲呢？同样来自祖母，所以传承了祖母的基因，第三组句上半句前半段跟祖母一样，第五字上变，即：平平仄仄平平仄；父亲出来了，母亲也就相应出来了，即：仄仄平平仄仄平。第四组句，母亲生了我，我的基因来自母亲，第五组句上半句代表我，我这一句的前半段就是母亲的基因，从第五字变，即：仄仄平平平仄仄，我的妻子跟我相应出来：平平仄仄仄平平。无论是仄起格式还是平起格式，都是这套思维逻辑，富有辩证，懂了之后，格律诗一点不难。我们列出来更直观：格式一，平起句：格式二，仄起句：格式三：平起首句押韵：格式四：仄起首句押韵：五律也是这套辩证关系。在此不赘述。彬宇总结说，格律诗就是一个辩证的对应系统，四组句句句对应，区别是第一组句和第四组句只是平仄关系的形式对应，而第二组句和第三组句是形式对应之外还加了内容对应。今天很多人写格律诗，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格律诗富含辩证法，由此可见一斑。从一点拓展出去，到线、到面、到宇宙、无限放大。这个点是一个触动点，推演开来是无穷无尽的，让人胸怀天下、视通万里。这本身也是拓展视野格局。战略思维是占领制高点、统摄万物，而发散思维则可说是战略思维的辅助，和类比思维也有相似性。彬宇说，诗千锤百炼，始得一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故字字珠玑，一字千金，易一字而诗意全变，可谓大道至简，包罗万象。看似缩小，实是放大。以点带面，提纲挈领，纲举目张，架构多维空间。诗训练人的战略思维，抓大放小，抓住核心少数。三言两语，便统摄无尽内涵。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诗的意义显得尤其重大。古往今来的豪杰之士，皆具有战略思维、战略眼光。而写诗，便是培养战略思维的最佳方法。格律诗八句，代表上下左右，四面八方，全方位无死角。每写一句，都关联全诗；每写一句都呼应其余。做格律诗，就像木工做活计，红木家具和木建结构均是榫卯结构，是阴阳互补关系，运用的也是辩证法。在木工活计中，球状鲁班锁是一种至高境界。格律诗恰如球状鲁班锁，将各种棱形、角形、方形等不规则的木物相和合而为圆球，外圆内方，代表圆满，塑造圆融思维。透过球状鲁班锁，就会明白即使各种奇形怪状的东西，放对了地方，便都能圆融相合，放错了地方，就互相抵牾龃龉。格律诗重视规则，规范严格，稍有出律出格便是不合格或破格，正如球状鲁班锁，但凡有一点棱角突出，都不能形成球状。所以格律诗是追求大圆满的，做人也要做完人，不可有瑕疵、过错。这也是格律诗所带给人的启发。彬宇说，写诗是情志所发，也是平素的所思所想。写诗之人都是重感情之人，从自己的情感展开，推己及人，进一步推及天下，体现的是一个人的情怀与格局。最终，诗的境界高下，全部体现在情怀与格局上。诗写到后面，便是激发人回小向大的发心，激发人悲天悯人的情怀与格局。这也是诗的终极关怀。彬宇富有创见的阐述令人叹为观止，他诚然已发现了诗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诗是如此美好——它首先是一种游戏，让你不自觉喜欢上它；然后你会不断地提升你对诗的理解和认知，随着认知的提升推动审美的提升，你会不自觉地去饱读经典，饱览历史，运用历史来镜鉴时代、当下与点滴。不断去发现世界的美，时常享受自然的律动，诗在无形中训练你的灵感思维、类比思维、逻辑思维、形象思维、辩证思维、跳跃思维、战略（统摄）思维，以及全方位无死角思考问题的圆融思维，全面开启你的人生智慧，无限打开你的生命格局，让你改头换面，成长为心怀天下、悲天悯人的圣贤豪杰、大人君子。彬宇曾经仿照形容中华文化精神的16字心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来形容中华文化智慧功能，也是16字：“无中生有，有中变大，大而化之，化及天下”。我则仿照此句式，来概括诗教之精神：“寓教于乐，乐在其中。集大成者，融汇贯通。”《中天而立集》是彬宇的第一部诗集，对诗有如此深刻之见解，其诗作一定让人怦然心动、迫不及待想要去读。所谓中天而立，是中华文化特征的一个高度概括，中华文化之光，应中天而立，普照四方。中华文化的智慧，如老子“道莅天下”的赞誉，中天而立，俯瞰芸芸众生，观照芸芸众生。彬宇告诉我，这部诗集搜录了他14岁至34岁这20年中的200首诗，出这部诗集是为了践行、推广诗教的理念。同时他又邀请了近百位书画艺术家将他的诗创作成了几百幅诗意画，推广美育的理念。他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书画艺术原本是中华文化的载体和外衣，通过对书画艺术的审美，从而爱上书画艺术；通过爱上书画艺术，从而爱上中华文化。这就是他所倡导的诗教中国、美育华夏的理念。作诗，是一次创作；将诗意以传统国画的形式来表达，是再创作；而诗中的注释，是第三次创作，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释读与传播。他只是要带个头，期望用诗教和美育，成为传统文化进校园的一个主力军，未来让更多的青少年，都能通过诗而与所有的学问全方位链接。彬宇的《中天而立集》开创了诗书画一体的新形式，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也是一座艺术的宝库。我由衷地感叹，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诗教诚然是孔子最为重视、最为伟大的教育方法。而彬宇则阐发了诗教的伟大。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无论是观照现实还是回顾历史，这都极具价值、极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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