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城金藏》脱难记：​看中国共产党如何守护珍贵古籍国宝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中，自觉肩负起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弘扬者和建设者。本文根据史实和相关研究者口述整理，详细讲述了八路军如何抢救保护《赵城金藏》的故事，描绘了抗战炮火下中华典籍饱经战乱的颠簸命运，记录了前辈先贤守护文明的艰辛历程和感人事迹。这些历史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坚韧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中国共产党对传承和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赵城金藏》以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版汉文大藏经北宋《开宝大藏经》为底本，于公元1149年前后开雕而成，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全的大藏经。它不仅是中国佛教顶礼膜拜的稀世珍品，也是世界印刷史和版本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赵城金藏》依照千字文编帙，始“天”终“几”，共有682帙，由此推论，全藏当近7000卷。《赵城金藏》属“世界级历史文化遗产”，它比建筑旅游类物质遗产，内涵深邃广袤，更值得深入挖掘、研究、推广。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和拨款，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主持，百里挑一后郑重决定，成立“中华大藏经编辑局”，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影印《赵城金藏》重编《中华大藏经》，先后160多人参与编辑，历时十五载发行。全藏共106册，约1.1亿字。有幸冠以“中华”之殊荣，足以彰显其重大学术与历史价值。1942年春，在日寇觊觎和包围中，八路军太岳第二军分区成功抢运出珍贵文物《赵城金藏》，这是反法西斯二战中的一项丰功伟绩，一场与军事大捷相媲美的文化战线上伟大的胜利，谱写了文化抗战的辉煌篇章。1942年2月中下旬，太岳区第二地委收到临汾情报站穆彬的情报：日本人企图要抢夺《赵城金藏》，但是还没有找到藏经口。穆彬原名马殿俊，是第二地委敌工部部长。受史健（时任太岳区第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派遣，化名马廷杰，潜伏打入临汾日寇69师团任情报班长。太岳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天珩回忆：“在残酷‘反扫荡’的战斗间隙，本不起眼，也不是重点、热点，极易被忽视的一则‘抢经’消息，却引起史健的高度警觉。大家十分钦佩史健慧眼识宝、远见卓识的果断。在每天你死我活生死未卜的浴血奋战中，还能有文物保护的意识和长远眼光尤为难得。”史健立即向区党委请示，区党委书记安子文等研究后，立即上报延安，得到党中央批准电报后，区党委责成二地委执行。史健首先把张天珩找来，要求军分区派基干营参加，又马上给赵城县委书记李溪林布置任务。李溪林回忆：“1942年春节（阳历2月15日）后，3月前的一段时间，天气还很冷，人们都穿着棉衣。一天中午，我在石门峪县大队部接到史健同志的电话，内容是延安有电报来，批准我们抢运经书。赵城有一部经书很珍贵，是国宝，日军将在近日内去抢夺。要求我们务必做到：经一定要拿到手；动作要迅速；严格保密。”李溪林和赵城县大队长徐生芳（赵城有名的抗日英雄，被《太岳日报》誉为“霍山脚下的英雄”）到广胜寺，联系经藏转移事情。当李溪林说明来意后，希望寺里支持，转移经藏，却被时任广胜寺主持力空拒绝。1937年日军进入山西后，国民党“中央军”14军李默庵军长和阎锡山83师冯钦哉师长曾先后想带走《赵城金藏》，被力空法师及众乡绅一致拒绝，此时八路军游击队也想转移经藏，力空拒绝，也在情理中。经过李溪林、徐生芳晓以利害的分析和解释，终于说服力空，同意将经卷交八路军转移。当时，广胜寺西北30里赵城县驻日军一个中队，西北15里明姜据点驻日军一个小队，西侧同蒲沿线有敌人多个碉堡和据点，西南30里洪洞县城驻日军一个大队，正南15里的苏堡镇驻日军一个小队，南面日军已逼近广胜寺下的道觉村，道觉村离广胜寺2里路。除通往根据地的东北方向外，广胜寺三面都驻有敌人，形势危急。李溪林立即决定，县大队分两路掩护，一路警戒广胜寺至明姜公路方向的日军，另一路警戒道觉村至洪洞公路方向的日军，其余人员进寺与民工配合运经。行动时间定于第二天夜里。李溪林说：“回到县委机关，我马上派通讯员去找刘式县长，以紧急运公粮为名，每运一担奖粮一斗，动员一些可靠群众配合。”赵城二区书记卫继瑞说：“1942年春，抢经时天很冷，还穿棉衣呢！”张义龙回忆：“我清楚记得，当晚我在麦地里布置掩护时，田里麦子刚过脚腕，我们趴在麦地上，那时还身穿棉衣。”抢经时间应在1942年的二三月间。卫继瑞说：“下午集合民工时说要打金沟子，声东击西，没告诉装运经卷，毛驴背上架着篓驮装经卷不如‘架子’装得多，群众说要是事先早告诉我们，就选用‘架子’驮了。在广胜寺见到经卷时已来不及回去换‘架子’，只好错用篓驮了，剩余装不完的经卷就只好发动群众脱衣包上背了。”为了严格保密，抢运行动动员了地委机关干部和军分区基干营一连入寺取经；赵城和洪洞两个县大队担任警戒埋伏在山路要道两侧；赵城二区组织干群和驴驮协助运输。晚上八九点钟入寺，驴驮在寺门接应。这5个单位在地委统一领导下密切协同虎口夺经。太阳开始落山，老乡牵毛驴来了，驴背上左右都架着篓驮，天黑了，晚上七八点到达广胜寺。一个班监视道觉至洪洞公路方向的敌人，赵城县大队警戒明姜金沟子方向的敌人。基干营一连指导员王万荣回忆：“在我们到达广胜寺以前，赵城县地方干部已经做好力空的工作，同意我们把经书运出。打开了寺门，头道院中，有被一道高墙围住的十三层琉璃塔，亦叫飞虹塔。在地方干部的引导和协助下，我顺级而上到了塔的二层，一尊建在塔内的三米多高的铜铸坐佛陡现眼前。坐佛是空心的，《赵城金藏》就藏在里面。这是个绝妙的藏经地点，如果力空事先不告诉这个地点，就算发动我们全连去寻找，不要说一个晚上，就是几天怕也难找到！坐佛背后紧贴塔身有一架简易木梯，我和战士小胖抓着梯子缓缓下到底层，经过仔细观察青砖结构的坐佛台基，我决定立即在台基上凿洞，这样既可保住铜像不受损失，又可很快取出经卷。由于塔身与坐佛台基只有一条狭窄的空间，最多只能容两个人在下面操作，小胖和贺烈虎奉命下去凿洞。一会儿工夫，台基被凿开一个缺口，《赵城金藏》一下子滚出来几卷。我们采取接力的办法，一捆一捆地往下传送。早已在院中等候的部队和民兵骨干将经卷传到塔外装进荆篮，用绳子捆好，然后以班为单位立即撤离，到寺外指定地点集结待命。后来我看到这样传速度太慢，时间长了恐被敌人发现。便改留一班人从楼上将经书一捆一捆地往院内掷下。剩下的我就叫战士们打开背包，解下绑腿，每人捆好二十来卷背走，捆好一个班的走一个班。这样到半夜12点左右，就将经书全部安全运出。部队依旧从后山转移回去，天明时下山。后来把经书运到根据地安泽县的亢驿村，交给了住在那里的地委机关。《赵城金藏》安全转移到根据地后，太岳军区通令嘉奖了我们一连。”转移金藏的同时，警戒周围敌人据点的动向，成为当时非常重要的一环。王万荣回忆：“日伪军200多人已经离开据点往寺院涌来，凶相毕露，发兵兴师问罪来了。仗着实力他们迅速抢占制高点，集中轻重机枪一齐向广胜寺猛烈开火。”张天珩回忆：“听部队汇报说，抢运经卷时被敌发觉，敌人曾向我们开过火，我们没有恋战。”赵城县大队排长薛国范在1982年11月21日《解放军报》上回忆：“当晚刘教导员给部队作的动员……清晨4点多钟，日伪军出动一个多连的兵力，隐蔽在山梁上的战士和群众，让过敌人的前卫部队，集中火力兜尾打了一阵机枪。敌人拖着死伤人员狼狈逃回了据点。”经过一夜的抢运，全部经卷运到石门峪集结。史健警卫员王洪德与地委会计胡林都谈到，当晚史健亲自来到石门峪接迎经卷，靠前指挥，以确保“万无一失”。石门峪三官庙窑洞为赵城县大队的驻地，窑洞右侧是通往亢驿的进山小路，蜿蜒崎岖，有一夫当关万夫莫过之险，过此隘口意味着当晚广胜寺抢经圆满成功。张义龙回忆：“在石门峪吃饭休息时，史健等亲临看经，十分高兴。经卷送抵石门峪集结时，意味着当夜抢经任务已圆满完成，翻过大峪、窑头后送往安泽亢驿的地委机关，在地委存放了两个多月。”当年主持八路军抢运《赵城金藏》的原太岳区第二地委书记史健（李维略）之子李万里，从30多年前就开始查阅各种档案资料，寻访过数十位参与过有关事件的老八路，对于这段历史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以下为他查证这段历史后的叙述：1942年“五一大扫荡”，因没抢到经卷而恼羞成怒的日军，剑指《赵城金藏》，直奔亢驿，目标明确。过去是暗中角力，被我们抢得先机，现在则是明火执仗，在经卷危在旦夕的紧要关头，史健果断决定带经转移，决不能留下给敌以可乘之机，这是个艰巨任务，实施之难超乎预想。反“扫荡”出发前史健宣布纪律，每个人都要背上几卷经卷，“人在经卷在，要与经卷共存亡，人在而经卷不在者，回来要受纪律处分。”转移时，每人分配二十来卷经卷，相当于四十来斤，要始终背在身上。在泽泉、马岭、和川、白素、热留一带山区与日寇周旋，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也要保护好经卷。日寇很狡猾，“扫荡”如筛子般细，每座山每条沟地搜，“梳篦式”反复梳了多遍。“夜行晓袭、辗转抉剔、铁壁合围”的铁滚“扫荡”，连当地人未走过的路他们都走了，敌人前进40里还倒退10里留下伏兵，误以为鬼子走了的回村者遭受大损失。铺天盖地到处都是鬼子，八路军战士曾经有过三天三夜没进过一粒米的经历，十分艰苦。负重转移中机动灵活性降低，增大了生死风险。在敌多路包围中，初期我们总是等距离躲各路之敌，如惊弓之鸟警视八方，自然成为合围的中心。后来史健总结出“安全险中求”，越贴近敌之一路反而越安全，“灯下黑”只监视这一路省心，找到间隙跳出包围圈也快捷，越来越有经验。是亢驿民兵、安泽军民在艰难反“扫荡”中护卫了经卷。2017年我随国家图书馆重走《赵城金藏》路，调查寻找隐藏经卷的地方。终于在亢驿老支书黄才恒父亲黄居斌的回忆中找到答案，经卷当时藏在了距亢驿村约两里的小马岭娘娘庙三孔石窑内，当时曾作为重大发现向国家图书馆汇报。时任二区机要交通的黄居斌生前回忆：“我从县委和川地下交通站受领一封加急鸡毛信，信中要求民兵连夜向区公所转移经卷，组织30多位民兵在麻家山黑虎庙接应地委机关带来的经卷。存放于区公所的第二夜，与娘娘庙藏经汇合，沿神父岭、关道沟、中峪店运往沁源。途中不敢走大路，也不敢白天走，小心紧张而又神秘，前面部队开道，骡马挑担居中，民兵殿后护卫。”曾远回忆：“古县白素村旁的涧河，成为当时阻拦行军的大障碍。前有大河阻拦，后有追兵，既没船也没桥，在河宽阔处先遣用树枝探出一条涉水之道，大家扶持鱼贯而行。经卷都顶在头上牢牢扶住，生怕弄湿而小心翼翼。不仅是出于责任心也出自本能，沾水后经卷会更沉重。”经卷移交太岳行署，运抵太岳根据地核心腹地沁源县。行署主任牛佩琮与秘书长刘济荪安排经卷藏在绵上县（现属沁源）水峪村西水峪沟内一废弃煤窑里，达4年之久。抗战胜利后经卷移交北方大学，校长范文澜派专人守护，又转移到涉县温村天主教堂，最后移交北平图书馆，《赵城金藏》终于结束了跌宕起伏、命运多舛、颠沛流离的日子。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于2017年6月正式启动了《赵城金藏》重要历史资料抢救性摄录工作，并于7月10日正式拉开了重走《赵城金藏》之路摄录工作。为了保证《赵城金藏》抢救性摄录工作质量，邀请了李万里和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李际宁两位先生为顾问。国家图书馆重走《赵城金藏》路，以实际行动普及并宣扬了《赵城金藏》，唤起人们对《赵城金藏》的重视和保护意识。沿途各级领导开始普遍关注《赵城金藏》抢运史，调动了各方的积极性。经沁源多方积极排查，终于初步确定《赵城金藏》藏匿于聪子峪乡水峪村西水峪沟一废弃煤窑——“积厚窑”内，达4年之久，沁源已命名此沟为“金藏红谷”。▲安泽杜村乡小李村“抢救赵城金藏”展览馆安泽县委非常重视《赵城金藏》在安泽的转移历史，二地委曾在这里筹划组织领导了抢经全过程，离开广胜寺的《赵城金藏》也首先存放于亢驿，反“扫荡”背经转移中又是安泽军民护卫了《赵城金藏》。安泽县杜村乡小李村建立了国内首家常设的纪念“抢救赵城金藏”展览馆，普及和弘扬革命传统，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古县也很重视这段历史，史志办设法找到古县热留“东山岭惨案”幸存者范如连（1925—1976）之子范国强，2019年6月在当年窑洞现场，他激愤指控日寇的暴行，挖掘出惨案相关史料。临汾也高度重视，新建的临汾图书馆专门设立了《赵城金藏》展览厅。临汾史志办还发表了相关调研的作品专辑。日夜与敌浴血奋战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在枪林弹雨中就有文物保护的长远眼光。战火中抢占先机，主动抢救出《越城金藏》，甚至为之流血牺牲，其可歌可泣的精神令人叹服。恰恰救出的又是弥足珍贵的国宝，创下历史功勋难能可贵，更让人无比敬仰。一个地委的独立行动，却经延安党中央批准，这在全国各根据地都罕见，大大提升了这次行动的历史高度和深远意义。它证实了中国共产党一贯奉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八路军是中华文明和祖国文物的忠实保护者，是我们学习和效仿的榜样。八路军不但是战场上奋勇杀敌的抗日铁军，也是有文化素养，具高度学术敏感认知眼光的文明守护者。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保卫中华文化遗产立下的功绩，将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本文由程佳采访整理，图片均为资料图）转自：文旅中国 原文链接：//shuzhiren.com/post/215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