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硕士应聘当保姆，到底是家政还是家教？真相令人目瞪口呆

近期，在社交平台上，出现了不少这样简历出众的求职信息，而她们的求职岗位是让人感觉不太需要高学历的家政服务。这些求职者的平均年龄在20岁至30岁之间，学历本科起步，精通两三门语言，手握各种证书，部分还有留学经历，各式各样的标签让人眼花缭乱。这不禁让网友感叹道，家政行业都已经那么“卷”了吗？家政公司虚假宣传引发网友广泛关注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家政求职消息中，许多高学历者身上都穿着“天鹅到家”字样的工作服。但记者在“天鹅到家”App上却并没有找到信息一致的这类家政人员。家政平台中是否真有如此多的年轻、高学历家政人员？北京某家政公司培训部经理王洋（化名）告诉媒体，根据他10多年家政行业经历来看，本科以上学历和“90后”“00后”做家政服务的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很少能遇到，绝大多数为40岁至50岁。“一方面，这和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有关，大家认为年轻、有学历的人不该去给人做保姆，即便真有年轻人来干，也经常因为种种原因干不下去。另一方面，年龄大的人往往生活经验较丰富，对家政方面比年轻人了解，不少雇主还点名要有过育儿经验或者年长的人来做家政服务。”王洋说。在社交平台上，也有很多网友对这些年轻、高学历保姆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家政服务业发展报告（2018）》显示，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从业人员88.6%来自农村，年龄结构偏大，“80后”从业人员所占比例不到20%。同时，家政服务从业人员流动性高、稳定性差，文化水平较低，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仅占14.1%。2021年5月，一家政公司在社交平台发布清华女毕业生求职保姆阿姨管家一事，引发热议。简历显示，该女生年龄29岁，清华大学毕业，曾做过家庭助理。后市场监管部门查明，该商业宣传中涉及的清华毕业生基本信息，包括人名、照片、薪酬、工作经历在内，均为虚构。涉案家政公司在发布上述商业宣传时，并未收到清华毕业生求职简历和应聘申请。该公司因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被市场监管局罚款20万元。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孙超介绍说，根据法律规定，虚构求职者学历、照片等信息涉嫌虚假宣传。此外，对于被盗用个人照片的当事人来说，还可能侵犯其肖像权，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名为家政实为家教违规进行学科辅导在“天鹅到家”极速版、“轻喜到家”、“无忧到家”等多个家政服务类App中，以“家教”“授课”“数学”“英语”等关键词进行搜索，均未显示相关商户。但在“58到家”检索时发现，有商户提供英语私教辅导，服务类型为四六级、考研、专升本、成人高考等。打电话询问对方后得知，除了成人外，他们还可以给中小学生补习外语，一个半小时收费300元至500元。辅导老师均毕业于外国语大学，如果有其他学科补习需求，也可以帮着介绍。据介绍，这些老师有的一直从事课外辅导，有的是学校的老师，在校外做兼职。王洋表示，有些家政平台上的书法、钢琴、小提琴等课外兴趣辅导班，实际上都是“挂羊头卖狗肉”，进行的仍是语、数、外等学科类课外辅导。有媒体记者与社交平台上提供家政服务的一些账号进行沟通，对方表示，可以按照要求提供年轻、高学历的人来进行“家政服务”。这些保姆的简历虽然没有网上宣传的那么“厉害”，但辅导孩子功课还是绰绰有余的。对方还表示，为了避免被封禁查处，他们都以“家政”“成长陪伴师”等对外宣传，但主要任务还是辅导孩子功课，为他们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据咨询，这样的家政人员收费并不便宜，一个月价格大多为15000至25000元之间。孙超说，不可否认的是，家政从业人员中也有一部分是真正的高学历人才，但可以肯定的是，她们中大多数是在“高学历家政阿姨”的头衔下，做着教辅的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周详说，以“家政阿姨”等名义从事学科类课外辅导的家教活动不符合“双减”政策，是一种变相违规校外培训的形态，加重了家庭经济负担，增加了社会焦虑，需要相关部门进行严格监管和查处。依法查处违规培训健全机制标本兼治对于家教行业“野蛮生长”的问题，监管部门已经出手。2021年9月，为指导各地坚决查处学科类校外培训隐形变异问题，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坚决查处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问题的通知》。其中提出，违反培训主体有关规定，证照不全的机构或个人，以咨询、文化传播、“家政服务”、“住家教师”、“众筹私教”等名义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应依法依规予以查处。孙超认为，现实中“私人家教”进行校外学科类培训，往往采取“一对一”“住家”等形式，以“高端家政”“家庭管家”等名义为掩护，极具隐蔽性、分散性、多变性，在培训对象、培训内容、培训时间、培训地点、培训方式等方面都很难界定。“对此，应坚持标本兼治的原则，依法治理，严肃查处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的行为，同时要建立健全多部门联动机制、长效机制，让监管落地见效。教育部也提出了三项具体措施，包括建立辨别机制，对于明显违反相关规定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旗帜鲜明严肃查处；落实属地管理，按照‘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对学科类培训的隐形变异问题进行查处；强化监管执法，各地要充分发挥‘双减’工作专门协调机制作用，强化部门协同、条块联动，压实责任。”孙超说。为从根源解决这种违规校外培训问题，周详认为，一方面应在我国家庭教育立法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法律框架下，充分调动并增加多元化教育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有效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提升教学效果，将学生更多的校外时间留给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形成全社会共同育人的局面。此外，需要从政府角度出台更多的规范性和政策性文件，引导校外培训机构和校外培训活动的规范发展，严格遏制变相校外培训现象，提升教育执法的协同性、科学性。孙超说：“学生家长应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和成才观，要认识到身心健康、能力兴趣等是比学习成绩更重要的财富，从而让学生学习回归校园，让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学校要加强师德培训，让教师担起‘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职责。要疏导学生的校外培训需求，尽快推动课后延时托管政策的落实。要尽可能地提供差异化的学习环境，来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一方面要规范市场，对欺诈、虚假行为进行监管整治，比如针对培训机构转型的家教中介加强管理；另一方面，需从源头上减少培训需求，从这两方面同时采取措施，才能真正达到效果。”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看来，要想从源头解决校外违规培训问题，从深层次来说还是要对教育评价体系进行改革，建立多元评价机制。 原文链接：http://shuzhiren.com/post/24571.html